PM2.5尚未列入职业病危害因素

与红色预警“挂钩”的，是工地、学校以及部分企业。而大多数人无缘弹性工作制。

公务人员是坚持工作的人群之一。在雾霾天气里，他们甚至比往常更为忙碌。12月7日，北京市住建委要求全市各工地按照红色预警采取相应应急措施，要求所有施工工地停止室外作业。北京市、区住建委共设立近100个检查组，派出500人队伍对全市施工工地进行不间断巡检。

北京市环保局、市交通委路政局等多个部门，也相继成立了专项督查或检查组，外出赴各相关地区进行减排等督查。

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的一位工作人员说，在刚刚过去的北京市雾霾红色预警期，环卫工依然坚守岗位，24小时上岗。“即使面对雾霾天气，环卫工也要保证各个区域的卫生。”

“虽然人员实行轮岗制度，但必须保证一个岗位上24小时都有人在。”他表示，在遭遇严重雾霾、暴雪等恶劣天气启动应急措施的情况下，单位会为环卫工发放口罩，且提供相应的加班工资。

“越是环境污染严重的时候我们越忙。”河北环保部门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与此同时，大多数普通人也需要“霾头苦干”。滴滴打车出行数据结果显示，相比同期非雾霾天气，严重雾霾天工作日人们有了防护意识，去商务楼宇的出行订单量不降反升4.1%。

叶明欣表示，快递派送员、环卫工人、交通警察等患上呼吸系统疾病的概率更高，但我国的法律没有跟上实践变化和科学研究的进展。

叶明欣说，我国职业损害达到职业病或者工伤的认定需要考虑危害因素和导致疾病两个方面。而雾霾在认定的这两方面都存在问题，PM2.5既未列入职业病危害因素，由PM2.5导致的呼吸道疾病或肺癌也没有进入职业病目录，因此目前从法规角度来看，在雾霾天，劳动者的保护措施方面存在漏洞。

“在缺乏行业强制性监管标准和赔偿责任的前提下，只能期待用工单位增强企业社会责任意识，但户外工作者对于雾霾的认识还很不到位。”叶明欣表示，关注雾霾问题的更多是中等收入人群，对于从事基层户外工作的人群来说，生存仍是第一位的。

“应对雾霾，应推动公众参与，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科普以明确认知，激活社会各界对雾霾的交流讨论和关注，完善法律机制，将雾霾对人身的伤害提高到劳动保护层面。”叶明欣提议。

面对雾霾，不能长期“靠天吃饭”

12月10日，在北京一家事业单位工作的李燕(化名)中午专程赶回家为儿子做饭，这是中小学因雾霾而停课的第三天，从12月11日开始，她就可以松一口气，因为伴随着红色预警的解除，学生们又开始恢复正常的校园生活。

李燕的多数同事也和她作出了一样的选择。他们一方面感觉到，在北京市发布的红色预警里，自己和家庭对于空气污染问题的认识逐渐明晰。另一方面，她们开始担忧，恶劣天气里，家长们多数还要上班，孩子放在家中谁来看管？而且，即使不上学留在家里，如果没有空气净化器，“室内的空气又会比室外好多少？”

雾霾给人们带来的变化，不仅是生活节奏被打乱，也让人们行动起来。11月末第一轮雾霾的侵袭过后，一些学校便有家长联合出资，为班级添置空气净化器的，“日后遇到类似情况，也可以加强保护。”

“近年来，本市不断加大大气污染防治力度，通过采取压减燃煤、控车减油、治污减排、清洁降尘等措施，持续改善了首都空气环境质量。但是，目前污染物排放总量仍然超过环境容量，在极端不利气象条件下容易引发空气重污染。”今年3月16日，北京市政府印发的《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中这样表示。

“雾霾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半常态了，不再是简单的偶然现象，长年累月之后再去采取措施，只能是亡羊补牢。”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京慰说。他建议，应该仔细评估极端污染状况下受影响最大的群体，了解他们受到的损害应该怎么样去预防、保护，力争在一定程度上予以减轻。

梁智表示，历史上，伦敦与东京在工业发展进程中也经历过雾霾的侵袭，把碳排放量高的企业都关掉并不现实，但是对一些劳动密集型、生产率低、碳排放量大、污染严重的企业必须加强治理。

“面对雾霾，不能长久地‘靠天吃饭’。”梁智说，科技如何投入到预防和抵制污染方面，值得社会各界共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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