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往的事例来看，职工从发生工伤到认定、鉴定，到最后拿到工伤赔偿，都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其中存在种种矛盾、要走过层层复杂程序。

职工投诉

三拳袭来，我被领班打断肋骨

来上海打工三十多年的李兆高在2013年底通过应聘进入上海铭德大酒店做保洁员，劳动合同一年一签，每月工资到手2000元左右。“原先做得蛮好的，后来换来了一个新的领班，对业务也不熟悉，脾气也暴躁，和很多人都吵过。”李兆高称，正是这个新来的领班，在一次工作中，和他发生了激烈争执，继而转变为殴打，不仅让他几天之内丢失了工作，还赔上了自己的健康和整个家庭的幸福。

回忆起事发当天发生的情景，李兆高形容是一次“实力悬殊”的对抗。“我们领班身高一米八，体重一百五十多斤，我才一米六多点，体重也只有九十二斤，身材差别太大了，我不可能没事找事去挑衅他。”李兆高称，2014年11月28日早上，他正在排队领取卫生纸之类的工作用品时，接到领班电话，让他尽快到岗位上去。当他到岗向领班解释正在领取工作用品时，领班二话没说就掏出罚单，称要扣除其400元工资。原本工资就不高的李兆高自然不认罚，便多解释了几句。“当时领班没说什么就离开了，但是过了一会，大概也就半个多小时又来找我，说我手机怎么关机了，人也找不到。我拿出手机给他看，以证明自己没有关机，他根本不听解释。”说到这个手机，李兆高自认为满是委屈：“我一个将近五十岁的人，手机功能什么都不太会玩，怎么会故意设置叫领班打不进电话？”就是这个并不十分重要的问题最终成为两人发生激烈事件的导火索。

李兆高描述，当时领班仗着自己人高马大拖着他到了厕所，然后一上来就是一拳，他本能地要做一些反抗，但因为身板不行效果不大，领班随后又连挥两拳，他就再也爬不起来了。李兆高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下拨打了110，警方很快到现场进行了笔录登记。

之后，客房部的一个秘书带李兆高到医院去看了病，李兆高称，看病实际也就是挂了个号，做了个CT，医生初步诊断有几根肋骨骨折了，但因为这个位置不方便使用支架固定，只能靠平躺静养。当天就医，李兆高并没有配药回家，他表示，医生是开了药的，但是因为单位不肯出钱，他自己也没钱，所以最后没取药。就医后，李兆高没有能够马上卧床休养，而是又被酒店叫到了单位：“他们大致的意思我听出来了，一个是怪我打了110，还有就是推卸责任，说你们之间斗殴，打死了也跟单位没关系，他们怎么能说这种话呢？然后就跟我说你回去吧。”

这时候，李兆高觉得已经筋疲力尽，也就没说什么回家休养了。

病还没好，就收到了解除通知

在李兆高看来，酒店让他回家，是让他养病去的，没想到在12月4日，他收到了酒店寄来的快递，里面是一份解除劳动关系的通知，这时候他才意识到人事经理所说的“回去”实际是另一层含义。

说到这份解除通知，李兆高认为里面描述的内容并不是真实的情况。“通知里面说根据酒店监控看，是我向领班挑衅，然后才发生了打架斗殴的事件。实际上监控录像也有盲区，领班把我拖到厕所先动手的画面根本看不到，我也不是傻子，他打我我不发火还不还手？结果不慰问不关心也就罢了，还把我开除了，这还讲不讲道理了？”李兆高称，收到这份通知时，他很不服气，试图和酒店交涉，但却被保安拦在了门外，无功而返。不仅如此，李兆高算了一下，就算酒店解除了他的劳动关系，也还有三天的工资大约280元没有给他，对于这个诉求，酒店给他的答复是“没有这回事。”
工伤认定，酒店不愿盖章

既然是在工作地，因为工作原因发生的争执，李兆高认为自己应该符合工伤情形，便向有关部门提出了工伤认定的申请，这一次和酒店交涉，门虽是进去了，但要办的事同样没有办成。

“我拿了工伤认定的申请表让酒店给盖个章，酒店说什么都不肯盖，后来我实在没办法了，就只能写信给有关部门，向他们求助。”李兆高的反映得到了有关部门的回复，很快，司法鉴定部门对他的伤势进行了鉴定，结果为轻伤二级。对于司法部门的帮助，李兆高很是感激，因为鉴定所需花费的一百多元都是派出所垫付的，因为他被辞退之后没有了任何经济来源。

今年2月，工伤认定部门根据所提交的笔录、司法鉴定等材料调查核实情况，最终给予了认定工伤的决定，但这并没有给李兆高的生活带来什么实际的改善。“按照流程，认定工伤了还要做劳动能力鉴定，我拿着工伤认定书和劳动能力鉴定的申请，再次到酒店要求盖章时，酒店又一次拒绝给我盖章。”李兆高称，他并不十分懂行，不知道酒店不盖章会不会影响他后面的赔偿，总之这种种刁难至少拖缓了申请工伤赔偿的进程。

妻子出走，家徒四壁难以为继

之所以急等着工伤赔偿，李兆高道出了他的苦衷：“我发生了这件事后，今年一月中旬，有一天老婆说要出去洗澡，就收拾了点衣物出门了，但是当天晚上老婆就没有回来。”时至今日，李兆高的妻子仍旧没有回家，家里一起在上海生活的还有三个孩子，最大的儿子刚满十八岁，在职业技术学校就读，最小的女儿目前还在读小学三年级，三个孩子每月的伙食费和日常开销加起来就要近两千元，每个月租房还要1000元，这些开支对于没有任何收入来源的正常家庭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负担，更何况他本人还病着无法打工。

虽然在年初的时候，派出所的民警组织过一次打架双方针对赔偿的司法调解，但李兆高提出的赔偿金额被领班一口拒绝了，也因此，领班被警方带走，实施了拘留，正急等着钱用的李兆高仍旧没有拿到一分钱。

为了节省开支，每天李兆高和三个孩子就吃一些稀饭，没有一个小菜，好在三个孩子还算懂事，也没有提出过什么要求。每到月头学校要收学费或者伙食费，李兆高总要向亲戚四处筹钱，保证孩子的正常学习。而对于自己的病情，复查变成了“自查”，根据自己身体情况判断病情有没有恶化，实在撑不过去了，就到医院挂个号，让医生看看情况，也不作进一步治疗，也不配药。目前就是靠亲戚的接济维持着最低生活，所以他希望早点能拿到补偿，结束这种“贫病交加”的日子。

今年过年，发生了这一系列变故的李兆高自然也回不了老家，一来不想让老母亲担心他，二来也确实没有钱买车票。小年夜，当千家万户备齐了年货，满心欢喜等过年的时候，李兆高却突然感觉胸闷、呼吸困难、大口大口吐血，为此他不得不再次到医院看病。医生诊断其肺部出现感染，让他抓紧治疗，但同样，他再一次选择了保守治疗。

最近，李兆高听以前的同事说，酒店有可能要卖掉，这下，他犯急了：“如果这消息是真的，酒店真的被卖掉了，那么我这个赔偿的事怎么办，岂不是更没方向了。”情急之下，他找到了本报，希望能得到一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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