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

我是湖北省保康县安监局的一名普通干部。自打38岁起，我就和矿山安全打起了交道。2002年，县里成立了安监局，矿山安全监管职能也从县劳动局划了过去。职能划走了，我是留还是去？当时，我已经48岁了。领导和同事们都挽留我，家人也劝我，大家都说：“老周啊，你都快五十岁了，还折腾个啥？劳动局都把你作为后备干部培养了，调到安监局，你还得从头干。” 说实话，我也犹豫过。但我觉得，自己还是离不开那多年熟悉的矿山。就这样，我主动申请来到了安监局。

当时，矿山滥挖乱采特别严重，三天两头出事故。县领导要求在最短时间里，扭转矿山安全被动局面。安监局也立下军令状，一年治乱局，两年打基础，三年上台阶，坚决扭转矿山安全被动局面。

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就难了。那时候安监局就3个人，矿山监管股也就我一个“光杆司令”。全县3000多平方公里的地界上，有40多家矿山、300多口矿井，最远的一处矿点，一脚踏三县，离县城200多公里。刚成立的安监局，一没有车子，二没有装备，三没有经费。可是，军令状已经立下，有条件要上，没条件也得上。我横下一条心，不仅要干，还得干好。

于是，我打起背包，带了几件换洗衣服，搭上一辆大卡车，来到当时开采秩序最乱的马桥矿区。白天，我和矿工们一块爬矿山、下矿井、钻矿硐；晚上，我分头找矿长、安全科长交底谈心，研究办法。这一住，就是3个多月。

当我回到家的时候，已是大年30了。虽然老婆和女儿没有一点埋怨我的意思，可看着别人家都在热热闹闹办年货，而我却只带回了一包三个多月没洗的衣服。可就是这3个多月，我为马桥矿区，建立了一套完整、科学、安全的生产规章制度，后来在全县矿山企业推广。

为落实整顿关闭非法小矿山政策，我们先是到各矿宣传，详细讲解政策。有一些矿主愿意配合，但也有的根本不买账，个别的还叫嚣，如果老周敢来关矿，我就让他付出代价。

记得有一年秋天，我去关闭一个非法小煤窑。正安排人在井口装炸药时，突然听到背后有人大喊：“谁敢炸我的矿？我就打死谁！”没等我扭过头，一把上了膛的土铳，就顶到了我的胸口。我冲着他说：“就是我叫炸的！，我早就通知你了”他还说：“你敢炸，我就要你的命”，我说：“你就是打死我，也得炸，只要是非法小煤窑都必须炸掉！”我毫不犹豫地下达了炸封矿井的指令。那个人被我坚决态度给镇住了，放下了手中的土铳。说实话，事后我也害怕，我也不是刀枪不入的神仙，可在那个节骨眼上，我只有坚持，不能退缩，因为这是我的职责。

县里原来有11个非法小煤窑，就这样一个个地被关掉了。通过一年多的整治，所有矿山再次进行安全评估时，合格率由两年前的3.8%上升到90%以上，我们县第一次完成了市里下达的目标任务，我们也受到市里的表彰。

发挥专业优势，及时消除隐患，把事故消灭在萌芽状态，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年夏天，有一个新建矿井在掘进时，顶板裂隙不断有泥浆渗出。又赶上连阴雨，以我的经验，要是不立即停下来，肯定会出事故。我连走带跑10多公里，冒雨赶到那家矿山。情况和我预想的一样，随时有冒顶的危险。这时，井下有13个矿工正干得热火朝天。我对着他们大喊了起来：“别干了，要出事，快撤！”有的矿工想多赚钱，说什么也不肯走，还对我破口大骂。我急了，拎起一把铁锹，一个一个地往外撵，把他们都给赶了出去。为了防止他们再进去，我一屁股坐在井口的石头上。对他们说：“只要我老周在这儿，谁都别想进去！”第二天，井下果然发生了大面积冒顶。矿老板原本还想找我“算账”，事故一出，他傻眼了。后来，他逢人就说：幸亏老周这个老安全，要不我就欠了13条人命了，也就倾家荡产、蹲牢房了。

记得还有一次，我去医院看望病人。刚到病房，一个病人“扑通”一声跪倒在我面前：“老周，感谢你啊！”我当时一愣，“你感谢我干什么？”他说：“你曾经因为我没带安全帽，罚过我的款！当时我还骂了你。可就是那次罚款，让我长了记性，这次要不是戴了安全帽，我这条小命可就完了”。看着这名矿工，我很欣慰，我意识到我们安监员就必须严格执法，宁听事前骂声，不听事后哭声。

搞矿山监管，免不了要和矿老板打交道。有些老板找到我，叫我入点股。说实话，拖家带口，谁都需要钱，但违法来的钱，说什么也不能要。我的工资虽然不多，我已经知足了。如果拿了企业的钱和物，就会出卖做人的良心，丧失执法的原则。

这十多年来，我每个月下乡检查都在20天以上。特别是在夏天，井外热得要命，井下冷得打哆嗦，得个伤风感冒，是家常便饭。每天，井上井下，我要跑好几趟，算起来至少也得几十公里，到了晚上，我这身上，就跟散了架一样难受。这几十年干下来，什么腰椎间盘突出、肩周炎、胃溃疡，都找上我了。有时，我真的觉得抗不住了。有的人劝我说：“工作是公家的，身体是自己的，不能这么拼命呐。”这事我懂，可谁让我是安监干部呢！

2004年下半年，我的双手和脑袋开始不由自主地摆动。可那会儿太忙，我没有当回事。直到2005年7月去医院检查时，我才知道，自己得了帕金森综合症，医生让马上住院。可我找了个借口，又跑回了单位。领导和同事知道后，连拖带拉，又把我送进了医院。就在住院的第3天，我收到一条信息，举报一家矿山正在非法开采，我一看就待不住了，拔掉针头，就直奔那家矿山，及时制止了这次非法开采。

妻子为了支持我的工作和照顾家庭，辞去了银行科长职务。她天天为我担惊受怕，还给我下了一条死命令：就是只要去矿山检查，早晚必须要打个电话，报个平安。5年前，妻子被诊断出患了子宫肌瘤后，要求我请几天假，陪她去武汉做手术。可当时，县里正在搞矿山安全整治大会战，我实在抽不出时间来。最后，她一个人跑到武汉，做了手术。说真的，每次想起这事，我心里都很不是滋味，这是几十年来妻子对我提出的唯一要求，我都未能满足。我欠家人的实在太多了……我常想，你们等着吧，等到我退休的一天，我一定加倍补偿你们。

有些事情能够补偿，有些恐怕这辈子都没机会了……2003年9月的一天下午，我正在一家矿山组织培训，突然接到老父亲病危的电话。兄弟姐妹都在外地，只有我离他老人家最近，我得赶回去啊。可这一走，好不容易集中起来的矿工，就失去了一次难得的培训机会。想到这儿，我简单向家人交代了一下，坚持把那天的课程全部讲完。等我连夜赶回老家时，老父亲已经走了，我连他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在父亲的遗体前，我泪流满面，长跪不起……

这么多年，我认为自己不是个合格的父亲，不是个合格的丈夫，也算不上是个合格的儿子。但是，面对保康矿山，面对广大矿工，面对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我问心无愧。我敢说，我是一名合格的安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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