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的时候，就听父亲讲，他16岁时就到韩庄煤矿当下窑工人了，从此与煤矿结下不解之缘，这一干就是41年。41年来，他把全部的心思都用到了工作上，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记得那是2006年，父亲突发心肌梗塞做了心脏支架介入手术，在病床上，他反复胸闷，呼吸困难。可是，每当领导和同事们来看他时，他都是没聊几句就谈工作，只要一谈到工作，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一下子有了精神，仿佛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由于父亲有严重的糖尿病，出院时，医生再三告诫他，必须坚持打胰岛素，要注意休养，不能劳累。医生还叮嘱我母亲，打胰岛素有严格的时间控制。出院的第二天，父亲就急着要上班，谁劝也不听，他对我母亲说：“你给我准备点儿苹果和饼干，要是不舒服了，我吃一点就行了。”从那以后，父亲每天上班都带着针剂，一天三次，自己注射。

有一次，刚下班的父亲突然感觉心慌气短，母亲连忙喂他服下硝酸甘油。这时，他的手机就响了，说是要他带队进行为期半个月的煤矿安全隐患排查，他挂了电话就要走，母亲急了，拦住他吼道：“你不要命了！”父亲却说：“这是我的责任，不去看看我不放心啊，再说我这个病不算啥，离命远着呢。”说完头也不回的走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1992年5月的一天晚上，父亲下班回来，看到家门口有一个白色的信封，打开一看竟然是恐吓信，说是如果我父亲再和他们作对、不识相，就拿我和姐姐开刀。那时，我和姐姐正上初中，从那以后，只要父亲不出差，每天的早晚自习，他都会送我们上学，接我们放学。母亲埋怨父亲说：“你说你干个工作让一家老小跟着担惊受怕，你到底是图个啥？”父亲说：“我对不住你和孩子，但是，出来下窑挖煤的人，哪一个不是家里的顶梁柱？一旦出了事故，顶梁柱倒了，那天都塌了呀，我图个啥？我就是要盯死安全这道关，就图我这帮挖煤的兄弟们，天天能够平平安安的升井，个个能有一个完整幸福的家啊！”

1997年，父亲当上了平顶山市煤炭局副局长，这时登门找他办事的人更多了，他也更加严格的要求自己和我的母亲。并和我母亲“约法三章”：私利不谋，请吃不去，送礼不收，便宜不占。后来，只要父亲不在家，我和母亲连门都不敢开，有些人因为“屡屡碰壁”，干脆直接把东西放在家门口，塞张纸条就走。父亲回来后，二话不说就把这些物品原封不动地上交单位。

2000年，父亲调入河南煤监局豫南分局工作。当时没地方住，他就租房子，这一租就是8年，这8年，他住的地方连一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2005年，我和姐姐相继出嫁，父亲没发过一张请柬，没打过一个电话，以至于他的好多同事、朋友都不知道有这件事。

虽然父亲看起来总是很严肃，但他对我和姐姐却是疼爱有加，不但教会了我们做事，更教会了我们做人。

2001年和2003年，我和姐姐先后大学毕业。当时，一些亲朋好友劝他：“孩子工作是大事，得想想办法，辖区煤矿那么多，安排到条件好一点的单位，这样孩子以后也有个好前途。”他却说：“指亲戚，靠邻居，不如自己立志气。孩子们就让她们自食其力吧。”后来，我和姐姐都是通过自己努力，分别到平顶山市湛河区劳动局、新华区总工会工作的。看到我和姐姐的成长和努力，父亲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就在父亲去世的前一星期，他还教育我和姐姐：“不管什么时候，都要做到：对父母讲孝心，对组织讲忠心，对朋友讲诚心，对工作讲责任心。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没想到，这些话竟然成了父亲留给我们的最后的教诲。

还记得父亲调入豫东分局那年，我和姐姐都劝他：“您身体不好，过两年也该退休了，再说商丘离家太远了，能不能给领导说说情，最好是不调动。”父亲却说：“亏你们还是党员，组织上让我去豫东分局，是对我的信任，我不仅要去，而且还要干好。”从那以后，我们父女见面的机会就更少了，有几次，父亲周末回到家，行李刚放下，就倒在沙发上打起了呼噜，看他累成这样，我和姐姐流泪了，我们知道，他这是在透支着生命来践行自己的诺言。

去年初母亲生日的那天，我问父亲：“您和妈妈十多年两地分居，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他说：“孩子，这些年，我亏欠你妈妈和咱家的太多了，我保证：等我退休了，就天天在家给你们做饭，好好的陪陪你们。”可是我万万没想到，父亲的话音还在耳边回响，但他却这样匆忙的去了。他对党、对组织、对工作、对同事守了一辈子信用，这一次他对我们却失约了。但我们不怨他，我知道，他永远爱我们，爱我们的家，我也为有这样一个好父亲而感到无比光荣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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