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月前，甘肃秦安老乡姜艳红在北京新发地装卸货物时，从叉车高举起来的叉铲上摔落，造成脑内血肿及脑挫裂伤。刚开始老板还算有心，将我的老乡送到医院救治，花了38000元做了开颅手术。可就在伤者仍处于生命危险期时，老板逃之夭夭了，找老板所在的物流公司垫付医药费，他们却说是把活包给了老板，老板的工人出现伤亡与物流公司无关。

　　由于缴不上钱，医院好几次要中止供药，都被姜艳红母亲的哭声给哭软了，中止的药又得以续上。到10月底，老乡已欠医院10万元。在北京的秦安老乡王治魁律师，跑了七八趟劳动仲裁委、法院以及法院和司法局的联合调解室，最终在10月中旬得以立案，将物流公司列为被告讨要赔偿。但开庭还需要一两个月，这期间儿子想要治疗，恐怕还得需要母亲继续把医院哭软吧。

　　员工工伤致残用人单位见死不救，却要家属的哭声来乞讨医疗，这种悲剧在新闻报道中屡见不鲜，其根由是我们的立法存在漏洞。因此，本人建议全国人大完善相关法律，追究对工伤员工见死不救的用人单位负责人的刑事责任，以此减少或杜绝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工伤后没人管的现象，进而倒逼用人单位加强劳动安全防护。

　　本人之所以有此想法，还因两个恶劣程度更轻或相当的事都入了刑法。第一个是“欠薪入罪”，即恶意不支付劳动者报酬并且数量巨大的，可判责任人刑事处罚。第二个是交通肇事逃逸罪，即交通事故后不对受伤者抢救而逃离现场的，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想想，员工工伤后老板和用人单位见死不救，这与交通事故中的逃逸方同等恶劣，后者入了刑责，前者亦要负刑责。

　　只有将工伤事故中见死不救的单位责任人给予刑法处罚，他们便不敢有侥幸心理，进而避免劳动者小伤变大伤，大伤变大残，大残变死亡的悲剧。前几日，许多人针对“小悦悦事件”提出对路人见死不救课以刑罚的建议，想想，路人是无关的第三方都要建议予以刑法处罚，那与劳动者直接关联的用人单位对工伤事故中的员工见死不救，更该建议纳入刑法处罚了吧。

　　遗失卡的“成本”

　　那天晚上，我去银行自助服务间取钱，看取款机屏幕画面，我突然觉得不对劲：上面竟显示着一项项操作选择按钮，显然，前面那人忘记取出银行卡啦。

　　我当时产生了好奇，马上按“取款键”，结果发现：接下去要想继续取款的话，必须输入密码，看来如今取款机的程序在一些方面设置得还挺周到。于是，我直接按“退出键”退出别人的卡，放一边。办好自己的事，我开始检查那张遗忘卡，但卡背面的签名栏内毫无笔迹，没有姓名没留电话号码。当时，我觉得有保管它的义务———万一它的密码非常简单呢，毕竟我也接触过它，可别说不清。

　　最终，我留下纸条说明情况，上面写着卡号以及我的手机号，然后把它带走了。直至第二天，未接到相关电话，我打电话问银行，对方叫我把卡送到它所属银行的柜台。可它是跨行使用，所属银行离我很远。终于，银行通过查询卡号，让失主联系上了我，但失主说：“你那边太远，我补办一张好了，反正我早已挂失。”

　　看着一张崭新的卡片即刻作废了，我心里生出种可惜的感觉。一只塑料袋我们都讲要控制使用，一张银行卡的原材料损耗、制作、发行，社会成本应该是塑料袋的百倍吧？今天，不少取款机旁边设置有单据回收口，为什么偏偏没有遗失卡片回收口呢？银行卡取款、查询、转账皆可跨行操作，为什么遗失卡事务不能联网处理呢？我一介市民，为这件不关己之事仔细考虑过，我的付出却换来浪费，那么下次我可能较难愿意去理睬，谁会核算这“受委屈”的社会成本呢？（来源：南方都市报）

转载请注明出处：职业病网 www.7785.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