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 年工业卫生研讨会”于2009 年11 月在北京召开。会上邀请了来自美国、台湾、香港从事工业卫生及职业卫生研究的专家，专家们分别在空气采样、个体防护、噪声监测与控制等研究领域与参会人员进行了理论、技术与实践的探讨。目前，我国工业卫生与职业卫生的发展同美国等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就中美工业卫生与职业卫生等问题，《安全》杂志采访了美国工业卫生协会驻中国代表的资深会员、现任华纳(Warner) 国际公司总裁殷德纳先生。殷先生具有美国工业卫生师、美国工业安全师、美国品质安全师执照。

问：殷德纳先生您好，目前很多学者都在进行有关工业卫生和职业卫生方面的研究，请问在美国这两者有什么区别?

殷德纳先生：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职业安全卫生法的国家之一， 1970 年颁布了《职业安全和卫生法》，此后，日本、英国等70 多个国家和地区相继制定了各自的职业卫生法规。工业卫生(IndustrialHygiene) 是用来研究劳动条件对劳工健康的影响，它的目的是保护劳工的健康，防预劳工在职业活动过程中受有害因素的侵害。我们研究改善劳动条件，首要的任务是要识别、评价和控制不良的劳动条件，并通过在法律、技术、设备、组织制度和培训教育等方面采取措施来保护劳工的健康。可以简单地说：职业卫生( O c c u p a t i o n a l H e a l t h ) 要有医师执照，是诊断、治疗职业疾病的发生，是针对个人的;工业卫生的研究内容涉及识别、评价、控制和预防，是针对个人和环境的。此次研讨会的目的也是希望大家能更深入地了解工业卫生的真谛，消除工作场所的有害因素，并通过各国及不同地区的演变，了解工业卫生的进展，避免不必要的悲剧发生。

问：目前有很多人对于工业卫生与环境卫生的理解不同，请问在美国对于工业卫生和环境卫生是如何界定的?

殷德纳先生：简单地说只是浓度和剂量的问题而已。比如：工厂里面的有害物质，因工厂的相对密闭性，有害物质的浓度相对较高，从烟囱、门窗出去的有害物质浓度会降低。工厂里面工作的是成年人，工作只是8 ～ 12 小时，但是有害物质飘到外面环境中，受影响的可能就是婴儿、儿童，他们是24 小时暴露在低浓度的有毒有害物质下，他们的承受能力是很差的，承受不了那么多剂量，这就是工业卫生与环境卫生的差别。有时候很毒的物质如果量很少，是不会导致伤害的。例如我们平常喝的水有致癌化合物，但是不可能每天都喝几加仑的水，由于量较少，对健康不会造成损害，是否有害要看它的量。如果一个人每天喝一杯威士忌，喝2 0 年，对他的健康几乎没有什么损害，但是如果让他把这2 0 年的酒量在5分钟内喝掉，很有可能导致死亡，这是一个剂量的问题，剂量多才会造成伤害。也许你会闻到一些气味，中美工业卫生与职业卫生问题之不同—访美国工业卫生协会驻中国代表殷德纳先生也许会看到烟囱冒黄烟，千万不要认为这是有毒的，这是不科学的，只用通过工业仪器的测量，得知它的剂量是多少，有多少被吸收到人体内，才能确定对人体的毒害性，所以说归根结底还是剂量标准的问题。

问：您在发言中提到了有关工业卫生的进展，请问工业卫生的发展情况是怎样的?美国工业卫生的发展对中国的发展有什么影响?

殷德纳先生：工业卫生的发展是一个流程性、渐进性的发展过程，以往一些国家及地区发生的悲剧，我们不管它是什么地区，都可以借鉴他们的经验，避免未来在中国劳工界发生同样或者类似的事件。美国工业卫生是在上个世纪60、70 年代开始发起的;中国台湾是在80、90 年代为实现“工业起飞”而开始实行(工业卫生制度)，当时台湾劳工委员会主委赵守博本身对工业卫生不是十分了解，但是他把留美的从业者请回到台湾，同时自己亲自到美国公司进行实地深入地了解。回到台湾后，他并没有照搬美国的规章制度，而是综合了美国、日本等多个国家的工业卫生制度，通过融会贯通，制定出适合台湾的工业卫生制度，并在台湾进行颁布并付诸实施。

工业卫生的发展像一个“流程”，从美国上个世纪60、70 年代开始，发生过的有关职业病危害的事情，在80、90 年代可能传到中国台湾或者香港;同样的事情在90 年代、21 世纪初传到了中国大陆;下一步很可能会将同样的事情传到越南。许多经验是痛苦的，同时也是宝贵的，没有美国工业卫生、职业卫生的惨痛经验教训，没有工业卫生安全观念就没有OSH Act.。我们一步一步地走过来，“前车之鉴乃后事之师”，我们要认真学习和吸取美国、英国、日本等国的工业卫生的发展经验和教训，用他们的经验把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故降到最低，避免在中国的工业卫生发展过程中重蹈他们的覆辙。

问：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卫生与安全服务的覆盖率不足，是造成职业病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美国和中国台湾是如何让更多的企业执行工业卫生制度的?

殷德纳先生：企业对于自身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或者职业危害是最清楚的，企业的自我(自觉)管理要比政府强制管理达到更高的目标，强制管理和自我管理延伸出来的制度就是采取短期性还是长期性的问题。很多企业都是被强迫执行工业卫生制度的，如果给企业前面放一个“胡萝卜”，那就不一样了。在台湾，劳工保险必须由业主购买，如果劳工受到伤害由劳保局赔付给劳工。这对于业主来讲，反正必须买，也无所谓，假如出事也是政府赔，对自己来说也没有太大的损失和伤害支出，除非自己犯法受到处分，否则就可以置身事外，置身事外就不会主动去做这些应该做的事情。美国是通过保险制度来强制企业执行工业卫生制度。美国每个州的企业都有工人补偿费，保费等于3年平均损失(包括医疗损失、不能工作的损失、保留的损失)三个因素的和乘以3 ～ 3.5 的系数，就是明年要付给保险公司的保费。什么是保留的损失?举个例子说，例如一个工人头部碰到一根铁管，经医院检查后没有太大事儿，医疗费50 元，但保险公司却要扣1 万元，以防以后出现脑震荡等其他后遗症，这个就是保留的损失。这样计算，公司下一年需要支付上百万美元的保费，这些保险费都是要从企业或者公司的利润中扣除( 这就是所提的胡萝卜)，也就是说如果不能达到保护劳工的目的，企业赚的钱很大一部分是要支付给保险公司。这一保险制度逼迫美国的公司必须而且一定要搞好工业卫生。反向思考，如果中国也采取类似的制度，效果会怎样? 不管中国大陆政府能有多少管理人员，要做到对每一家企业的清查是非常困难的。在美国，保险公司可以帮助企业设立工业安全卫生系统，可以以低廉的价格帮助企业进行有害物质采样、检测等必须的工作，这样的制度逼迫美国公司必须重视工业卫生。如果企业要设立工业卫生制度，是设立长期的还是短期的?答案很肯定，要设立长期的制度。很多企业的员工认为工业安全卫生跟自己没有太大关系，是管理层的事儿，是领导担心被罚款，跟自己没有关系。这样能马虎就马虎，上面施加压力时就做一点，没有压力就不做，导致安全失事率上上下下，这种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容易让员工产生抵触情绪。

近十年来，美国有了新的观念，业主授权劳工自己彻查，把需要的东西往上报，如果批准，会激发劳工的兴趣和热忱，更多地暴露对身体健康产生危害的事情，这样失事率会逐渐降低。教育工人使其了解到哪些是有伤害的，那些是可以避免的，还要教育厂长，他们的利益与劳工是在一起的。如果工人能够自觉、自发地做到工业安全比管理者从上而下的管理效果要好的多。这一方法在美国应用的效果很好，可以尝试在中国大陆内试用。

问：目前对工业卫生的评估、控制方法应考虑哪些问题?

殷德纳先生：主要是采样方法，现代的方法可以直接通过仪器得到读数;传统的方法通过活性炭采样进行分析;被动式的采样方法在美国应用非常普遍。现代的方法可以直接方便得到答案，但是受很多因素的影响较大，可能导致结果不准确。被动式采样方法得到的结果能否得到认可，可以通过跟传统方式的对比，如果传统式与被动式能有15% ～ 25% 吻合，可以考虑用被动式替代传统的方法。另外对于采样的目的和监测的对象的不同，是对个人暴露还是对环境暴露进行评价( 如OELs 要的是个人暴露采样就不要用环境暴露采样来替代)，选择正确、适用的采样方法至关重要。工业卫生的控制方法要考虑技术和经济因素。例如如果给一个企业做降低噪声的控制方法，厂长首要关心的是需要花费多少钱?降低噪声的方法很多，经济简便的方法才是最优的选择。

问：对比中国与美国工业卫生及职业病防治的发展状况，您对中国大陆在这些方面的发展有哪些建议?

殷德纳先生：培训非常重要，包括对业主和劳工的培训。在美国，工人进厂首先要进行培训，第一个星期要在工业安全室学习一周的工业安全，另外要让工人知道自己的权利，工人要有知情权。2003 年香港因粉尘暴露导致的疾病是74 例，同年在中国台湾是978 例，美国2639 例，中国大陆12343 例。粉尘是可以防预的，如果佩戴可丢弃式防毒口罩，最低可以防预一半的病例，为什么没有做到?这就是没有培训，培训非常重要。有一个现象：美国从1980 ～ 2000 年因煤矿粉尘死亡的人数在逐年下降，但是石棉纤维的得病率却增加了3 倍，因为石棉是无色无味的，而且非常轻，可以飘20 里，如果一个人吸了一根石棉纤维到肺里，20 年后可能会得肺癌，所以美国对石棉纤维的生产控制非常严格。但是，中国大陆的一些石棉生产厂家却是半开放式的，这个危害还是很严重的。

另外，工业卫生对社区的影响很大。最近中国陕西凤阳儿童铅中毒事件引发了较大的社会舆论。危机就是转机，中国大陆的工业卫生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安全、环保、公共卫生专业的人才。未来的市场很大，短期内要将煤矿事故率降到最低，将粉尘职业危害降到最低;长期的培训非常重要，将员工对毒物的认知系统建立起来;孩子是我们的未来，保护孩子和社区的安全也是我们未来努力的方向，把危害健康的因素从源头消除掉。

谢谢殷德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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