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关爱workers的日志

摘要：他的家里有三个孩子，大女儿4岁，一对双胞胎女儿只有两岁。他说：“妻子在家带娃，父母年事已高，全家七条命，都得靠我养活。做，我一个人受苦；不做，一家七口人受苦。没办法，我只有做到死为止。”

 

王翠兰坐在家里，想着她5个儿子。

    他的家里有三个孩子，大女儿4岁，一对双胞胎女儿只有两岁。他说：“妻子在家带娃，父母年事已高，全家七条命，都得靠我养活。做，我一个人受苦；不做，一家七口人受苦。没办法，我只有做到死为止。”

    从某种程度来说，双喜村也许是中国农村的一个微小缩影，农民工外出务工，田地无人耕种，老人和孩子留在家里。在中国各地，甘肃古浪、四川乐山、江西修水、云南昭通，还有更多的村庄正在被职业病侵蚀。

    《双喜村的眼泪》是一群大学生拍摄的纪录片，讲述了双喜村的故事，去年获得“南方多媒体短片节”纪录片单元金奖。这部在网络中流传的纪录片，也让很多人第一次看到“尘肺”对人的伤害。

    王翠兰和徐志辉住得不远，打开家门，眼前就是大片绿色的田野和远处的青山。王翠兰有五个儿子，她和丈夫帮人拔草，种高粱，高粱籽自己吃，高粱杆扎扫把卖钱，供孩子们读书。

    后来，5个儿子没念完初中，纷纷去了深圳做风钻工。12年间，五个儿子相继地得了尘肺病，其中四个已经去世了，包括最小的儿子，他还没有结婚。“我那四个儿子，一个个得尘肺病死了，就像小鸡一个个被老鹰抓走了。”

    王翠兰一个人住在老宅子里，她已经准备好了自己的棺材，挂在一进门的屋顶上。她最惦记五儿子，儿子死前的前一天，突然把钱交给妈妈，对她说：“把钥匙、皮包也给你，皮包里还有2000块钱”。王翠兰看到这皮包就想哭。

    9月18日，我们在双喜村见到王翠兰的时候，她捂着胸口，又喃喃地说着：“钱也赚了，人也死了。”她眼前的双喜村，和儿子们一起凋敝了，“以前这里是一个很热闹的村子，虽然贫穷，到现在，村子里已经没有几个年轻人。”

    从某种程度来说，双喜村也许是中国农村的一个微小缩影，农民工外出务工，田地无人耕种，老人和孩子留在家里，赚了钱，也带回了伤病和伤害。除了双喜村，在中国各地，甘肃古浪、四川乐山、江西修水、云南昭通，还有更多的村庄正在被职业病侵蚀。耒阳农民工退出深圳风钻行业后，张家界桑植县的农民工来了，他们病了之后，在深圳建筑工地上，又来了一批粤北的农民工从事风钻。

    《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条例》在工地是一纸空文

    9月10-14日，“建筑业农民工劳动权益与保障”调研组的大学生们，走访了深圳5个区的11个建筑工地，发现经过两年的呼吁和抗争，在实际的工作环境中，劳动合同、社会保险、劳动保护等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有效改善，工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仍然没有保障。

    据一名从事风钻22年的工人介绍，只有在2009年，耒阳工人闹事后，工地上曾经搞过一段时间的湿式作业，因为老板觉得成本高、工期慢，只做了半个月就又改回以前的干式作业了。由于作业方式没有改善，风钻工地仍然是尘土飞扬，戴口罩也没用，灰尘会从鼻子里进去，据工友形容：“打风钻时，井里的灰尘能喷得很高，往井下根本看不到人。”在和利爆破公司的一个工地上，一位风钻工人说：“口罩都是我们自己买的！公司发的是几块钱一个的棉布口罩，不管用。”

    据工人们介绍，在2009年集体维权之后，爆破公司只是被罚了几万块钱，停业了半个月，就又恢复原来的生产状况。“不仅工地的作业环境没有改善，《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条例》等在工地也成为一纸空文。在我们调查的11个工地中，劳动合同的签订率为0，所有的建筑工人都没有任何劳动合同。由于没有劳动合同，风钻工人仍然缺失与爆破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有利证据，缺乏最基本的法律保障。”

    4天里，在大学生们访问的工人中，没有人参加社会保险。而建筑业，尤其是风钻、孔桩、爆破工种，工伤、职业病、工亡高发，公司连工伤保险都没有给工人买，这也意味着建筑工地上持续制造着悲剧。

    从2009年尘肺病工人集体维权的事出现之后，深圳政府就取消了“人文关怀”，将尘肺工友推向了法律维权之路。然而，法律维权道路极其漫长，两年过去了，有的尘肺病工人命悬一线，还在苦苦地等待着二审结果；还有工人迟迟拿不到赔偿，为了家里老小的生计，只能将生死置之度外，拖着病躯，继续外出打工。

    这些场景都让我们触目惊心

    在大学生们调查的工地上，为了赶工期，很多工地都是24小时连续打孔桩的。其中一个工地，工人的劳动时间是从早上6点到晚上11点，严重超过《劳动法》规定的一天工作不超过11个小时的规定。工地上也没有休息日，一个月30天都是连续开工的。即便烈日高温下也没有停工，在高温条件下工作的工人也没有拿到高温补贴。

    此外，他们还发现工人的工资依然没有按月发放，包工头们说还是要等到工程结束，或是过春节的时候才发放。

    住宿条件依然很差，很多宿舍是男女混居。有一些工人把妻子带到工地上，这些女工要么和丈夫搭配着打孔桩、要么做杂工、要么在工地上做饭。在十人一间的工地宿舍里，他们仅仅能用一个床帘来维护自己的一点隐私。

    “我们在工地上亲眼见到30-40米深的孔桩，井下黑洞洞的，深不见底，也见不到下面的工人。工人就坐在一个普通的铁桶里被送入地下，如果万一铁桶或者钢丝出现任何问题，后果不堪设想。这些井的旁边仅用几个沙袋围着，没有任何防护围栏或警示标志，工人上夜班时也可能跌入井下。这些场景都让我们触目惊心。”

    “我只有做到死为止”

    “风钻危险，难道他们不知道吗？”

    参与访问的范璐璐告诉记者，他们知道，但他们没有办法。其中被访的一些工友，甚至不愿回答问题，怕影响自己的工作。他们觉得，自己得了尘肺病，老板依然愿意给他们工作，已经是很好的待遇。因为，有时比自身健康更迫切的是家庭，孩子读书尤其迫切。

    36岁的钟平协是尘肺病一期，去年，他的很多老乡都退出了风钻行业，他却仍然在工地上卖命。他的家里有三个孩子，大女儿4岁，一对双胞胎女儿只有两岁。他说：“妻子在家带娃，父母年事已高，全家七条命，都得靠我养活。做，我一个人受苦；不做，一家七口人受苦。没办法，我只有做到死为止。”

    王贞岩也是尘肺病一期，干重体力活会气喘、胸闷。9月，他回到了深圳的风钻工地。他的大儿子考上了研究生，小儿子还在上小学。这两个儿子俨然是王贞岩所有的希望，大儿子是村里少有的重点大学医科研究生，小儿子今年是全乡考试的第一名，附近的村民都很羡慕。然而，王贞岩至今尚未拿到任何赔偿，再加上家里已经断绝了经济来源，学费成了这个家庭最沉重的负担。他知道风钻工作的危险，知道自己病情的严重，也知道尘肺病的后果，但是为了让孩子通过教育改变命运，有一个与自己不一样的未来，他又返回了风钻行业。

    “一切都和两年前一样，没有什么改善。”在大学生的调研中，他们感到悲剧依然在上演，双喜村的眼泪继续在其他地区流淌。虽然，对于职业病的防护，中国早已建立了一个相对完善的法律体系。早在1987年，国家就已出台《尘肺病防治条例》，明确规定，从雇主到卫生行政部门和劳动部门、工会组织都有责任对劳动场所的粉尘污染情况进行监测和控制。

    但在高速发展的城市建设之下，法律并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贫苦的现实、急功近利的速度，共同加速着悲剧的诞生。近年来，中国平均每年报告新发尘肺病1万例左右，发病工龄明显缩短。很多工人都说，自己为了家庭，干上三两年就退出，可是，谁也不知道，疾病什么时候会来，并摧毁了全部的希望。

    ■链接

    尘肺病之困(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1）取证困难，无法证明劳动关系。由于没有和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加之病发之时多已离开原工作岗位，而且尘肺工人很多都曾服务于不止一家爆破公司，因此由工人自行搜集相关证据非常困难，证明劳动关系相当困难，导致索取赔偿更是难上加难。(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2）政府不作为，没有积极履行维持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责任。

    （3）维权成本昂贵，城市昂贵的生活成本、日益恶化的病情使得尘肺病人拖不起。

    （4）司法维权路漫长。法律并没有成为尘肺病人维权的有力武器，反而成为他们难以逾越的一道坎儿。漫长的劳动关系仲裁、不断的起诉、上诉、再起诉耗尽了工人们的心血和金钱。

    （5）家庭陷入困境，许多正值壮年的工人上有年迈父母需要赡养、下有年幼子女需要抚育，一旦他们维权失败或者离开人世，他们的家庭将陷入绝境。

    ■小链接

    尘肺病小知识

    尘肺病是一种致命的职业病，多发生在工作环境多粉尘的职业中，由于在工作中长期吸入粉尘导致肺组织的纤维化，最终肺部会变得像石头一样坚硬，病人会在日益沉重的呼吸和多种并发症的折磨中逐渐死去。(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我国的尘肺病患者多集中于煤矿、金矿和建筑工地上。

    采写/摄影南都记者 张玥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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