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不是孤立的，医学是文化的产物。在我们看来，任何医学(医疗)行为都是在一定思想观念指导下的实践操作。有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就会有什么样的应对模式和对策!只不过大多数人“身在庐山中”无所知觉而已。中西医学的医疗行为就明显地体现出了这种思想观念的差异。

　　很明显，西医学诞生于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大陆。严格意义上可以说，现代西方主流医学是建立在“新教”思想观念上的医疗行为。这种教义的核心是以“征服”(战争)的方式对待自然(外界)，试图改造自然，包括改造所有异己的东西。

　　结合到具体医疗中，西方主流医学的治疗模式只有两种：“战争模式”为主，“替代模式”为辅。前者比如在炎症的治疗中，想方设法找出杀菌、灭病毒的药物，“彻底”解决问题，老的武器(抗生素)不行了，出现了反抗(致病微生物的耐药性)，再制造新武器(新的抗生素)，以致今天武器泛滥(滥用抗生素成灾)。后者诸如在维生素A缺乏的治疗及女性更年期综合征的纠正中，或用合成的维生素A替代，或选用雌激素补充。再典型的，就是体现在器官移植、输血等操作中：心脏不行，先修一修，通一通，或换一根管子(冠脉介入治疗或搭桥);再不行，换心、换肾、换肝，以新的替代之。

　　无可否认，战争模式也好，替代模式也好，都有它的价值，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功绩。其中，战争模式在解决各类外源性感染和传染性疾病等问题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肺结核之所以不再像20世纪20～30年代那样肆虐，链霉素等可以直接杀死结核杆菌的“武器”的批量生产与运用，功不可没。由于医疗领域“战争模式”曾“横扫千军”，所向披靡，所以主流医学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希望借此模式来解决绝大多数疾病问题，这难免导致许多问题上的黔驴技穷!

　　很显然，“战争模式”也无法彻底解决除外源性感染以外的大多数疾病问题(仰仗抗生素，也只是解决了部分感染性疾病问题)。然而在肿瘤治疗中，我们却鲜明地看到了彻头彻尾的“战争模式”：无论是手术、化疗、放疗，还是微创治疗，无一例外都烙上了“战争模式”。仅在免疫调节剂的运用上，作为补充，祭起了“替代疗法”的大旗(干扰素、胸腺肽、白介素的使用等皆然)。我们不否认“战争”加“替代”模式对肿瘤的一定有效性。然而，须指出的是：这两种模式并不足以真正解决肿瘤治疗的难题。

　　我们知道，肿瘤不等于炎症。炎症大多是外源的，致病微生物对机体的入侵是问题的核心，消灭、杀死、驱逐等战争手段每可奏效，无非是要不断设法更新武器(抗生素)，使其杀伤(抗菌)更有效。而绝大多数肿瘤是内源性的，其病变的核心是(干)细胞的分化及发育障碍。用我们通俗的比喻来说，就是孩子(社会或心理)发育不良，变成了“坏孩子”。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难以避免的生理过程。因此，有人认定在老年人身上出现癌细胞样变化是一种正常的衰老现象。就像成千上万个社会新成员在其发展过程中，难免有部分会变“坏”一样。而一旦这些“坏孩子”(癌细胞)的生长失控，形成了诸如社会学上的黑社会帮派，那就开始危害社会安全了，这也就是癌细胞发展成了肿瘤组织。对此，主流医学推行的是“战争模式”来解决问题，或割除、或毒杀、或烧死(放疗)，这的确有一定的效果，但他们毕竟本身也是机体(社会)的一员，杀了“他们”，不仅可能殃及无辜(就像化、放疗造成严重损伤一样);而且，如不解决滋生“坏孩子”并促使其成为“黑帮”土壤(就癌症发生而言，如内分泌失调、精神压力、免疫系统崩毁、虚弱等的内在“小环境”)，即便能彻底杀了“他们”，仍会不断冒出新的“坏孩子”和“黑帮”，犹如肿瘤的转移与复发一样。

　　因此，在肿瘤治疗中，应该改变思路与对策了。国际新兴的强调靶向治疗，主张适度综合治疗，热衷于诱导癌细胞分化与凋亡等，都体现了这种重要的新趋势。而且，这种新趋势是人们在努力了数十年，付出了血的代价以后换来的重新思考与觉悟。笔者多年的实践经验积累也足以表明，结合适度的西医学对抗性治疗，如手术、化放疗等，更注重综合的中医药调整模式(我们称之为“王道”调整、“零毒抑瘤”)是解决肿瘤问题的较为理性，且常常更为有效的模式。因此，是到了审慎地重新评估旧有的肿瘤治疗模式之利弊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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