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38名外来工疑似“胶水中毒”事件让一个陌生的化学物质“1，2-二氯乙烷”进入公众视线，也令职业病危害这一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再次凸显。《经济参考报》记者调查发现，在职业病防治日益受到重视、大中企业职业病防治环境逐步改善的背景下，职业病危害突出地反映在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尤其是“黑工厂”式的“三无”企业中，而农民工已成为职业病高发人群。业内人士认为，除企业经营者和劳动者要分别加强责任和防范意识外，政府职能部门监管薄弱的现状也亟待改变。

　　最小的工人未满16周岁 有的发病工龄甚至不足半年

　　“头晕，想吐。”“胶水，很臭。”在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801病房，留着寸头、远看像个男孩的檀秋燕双手反伸着躺在床上，只能一词一顿地说着简短的句子。

　　去年11月14号凌晨一点，她突然全身抽搐，亏得姐姐在身边才及时送进医院，整整7天7夜后才恢复知觉。

　　“身份证都还没办呢。”哥哥檀业动告诉记者，妹妹1996年7月出生，现在还没满16周岁。去年5月，她从广西来到广州白云区的琪怡皮具厂做钱包，用的是万能胶和粉胶，上班时厂里连口罩都没发过。妹妹曾跟他说，上班后自己常常想呕吐，老是吐口水，有一次还晕倒在厕所里，后来醒过来了觉得没事也没去医院检查。

　　在同一个楼层的其他病房里，还躺着27位和檀秋燕一样突然发病、症状相似的病友。来自天南地北、在不同工厂流水线上班的他们，都从事着同胶水直接打交道的工序。

　　据广州市安全监管局2月23日通报，2011年9月28日以来，广州共发现38例患者疑似胶水中毒现象，4例因医治无效死亡，3例达到出院标准出院，3例自行出院或转到当地医院治疗，其余28名患者在广州住院接受治疗。截至目前，已有25例被确诊为职业病，其中24例为重度职业性急性1，2-二氯乙烷中毒，1例为轻度职业性急性1，2-二氯乙烷中毒。

　　记者了解到，其他中毒患者也多为年轻人，有的发病工龄甚至不足半年。1月12号晚晕倒在宿舍里的陈锡隆23岁，去年8月才来广州。来自广东怀集的温朝猛22岁，发病时才上班3个月。

　　长期从事劳工权益服务的广州珠江工友服务中心总干事景祥说，近年来珠三角地区苯中毒、二氯乙烷中毒、尘肺病等职业病事件时有发生，其中不少患者是新生代农民工，且呈现出发病工龄缩短、患病率高等特点。

　　“三无”作坊就设在村社办公室楼下

　　“我和我的学生们接触到的这种个案太多了。”中山大学法学院劳动法学者黄巧燕说，近年来随着相关法律法规的逐步完善，珠三角地区大中型企业的职业病防治环境得到了改善，但在大量的代工型中小企业特别是“三无”企业中，农民工劳动卫生防护环境仍然相当恶劣。

　　要不是有门上贴着的白色封条提醒，人们来到广州市白云区永平街道东平经济联社钟兴南街五巷29号二楼，可能都无法发现这间没有招牌、外观和普通民居无异的厂房里，隐藏着一个刚刚发生过中毒事件的皮具厂。

　　东平经济联社安全生产管理办公室一位胡姓主任说，这是一家“三无”企业，老板是外地人，除了向房东交租外，老板并未办理工商税务手续，因此社里平时都不知道有人在非法生产，这次发生中毒事件后才将其查封。

　　然而就在这栋房子三楼的铁门上，赫然挂着“钟二社办公室”字样的招牌，记者敲门时无人响应。附近的工人说，钟二社就是东平经济联社下面的一个子社，平常有人在这办公。

　　记者从广州市安全监管局了解到，广州目前共发现的38例疑似胶水中毒病例全部分布在白云区、荔湾区38家用人单位，其中36家就是和这家皮具厂一样的无牌无证私人小作坊。

　　“三无”企业通常是指无注册资金、无固定场所、无资质等级，更有甚者，无任何登记的“黑工厂”式的企业。据不完全统计，广州全市有生产性工厂企业近5万家，产业工人近300万人，其中接触各类职业危害因素劳动者超过100万人。“这还未完全包括各类‘三无’企业中的农民工。”广州市安全监管局职业安全健康监督管理处处长王英德说。

　　“农民工在老板和复杂的法律程序前太弱势了”

　　“这一次人数比较多，又有媒体的关注，政府强力介入后事情最终应该会有妥善解决，但是之前数量更多得职业病的农民工，就没有这么幸运。”景祥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他接触到的很多在“三无”企业中打工得病的农民工，多数都是老板给几万、十来万就“私了”，有的甚至因为老板“跑路”而一分未得，选择打官司的往往也要拖几年，“拿到符合工伤赔偿标准的足额补偿的人很少，因为不可能每次都有政府来兜底，农民工在老板和复杂的法律程序前太弱势了”。

　　记者采访到的专家学者认为，“三无”企业不仅已成为职业病危害事故的重灾区，也已成为农民工正当工伤待遇受损的重灾区。黄巧燕说，很多企业老板在农民工出现职业病征兆时以各种理由将其劝退，或者拒绝在职业病鉴定表上签署“用工单位意见”，而劳动者往往没有完善保存用工证据，在提请仲裁或诉讼时得不到法律支持。

　　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对中毒工人已开通绿色通道，垫付医疗费用，同时陆续启动职业病鉴定程序。“目前已有26人递交鉴定申请，11人已经通过鉴定，之后将由人社部门按照职工伤残等级认定工伤，再按照相关法律进行索赔”，该院副院长刘移民说。

　　但记者了解到，部分工人之前已花费不少治疗费用，家人陪护的生活成本也让他们不堪重负。檀业动说，妹妹之前在南方医院治疗了一个月，加上这两个月的生活费总共已经花费80000多元，除了街道办事处送来25000元慰问金外，其它都是借的。父母都是农民，五兄妹中还有2个在读书，自己现在辞了工作，生活费都成问题，“医生说治疗时间还会比较长，可能半年或者一年都说不定，而且还不敢说有没有后遗症”。

　　“媒体没报道之前，这家医院也是收费的。”陈锡隆的姐姐陈锡茹告诉记者，弟弟的病情比较重，自己和丈夫、父亲都在医院陪护，目前已经花了40000多元，“老板只来过一次，给了8000块，还说有2000是陈锡隆的工资，后来我们申请职业病鉴定需要老板签字，他就连电话都不接了”。

　　广州市安全监管局表示，目前中毒患者的职业病诊断、工伤确认及赔偿事宜正在依法进行之中。对于用人单位已不存在或者无法确认劳动关系的职业病病人，将由所在区政府采取措施落实费用，使其继续获得医疗救治，最大限度保障劳动者的生命和健康权益；对于已确诊为职业病的，将依法依规落实其相关社会保障和待遇。

专家：莫让悲剧重演 补齐职业病短板需多头并进

　　记者 邱明 扶庆 广州报道

　　“一次就有38名工人中毒，这些非常血汗的工厂为何大量存在，需要有关部门深刻反思。”广东省政府参事王则楚说，基层村社组织不可能对眼皮底下的“黑工厂”一无所知，工商管理部门和劳动保护部门也难逃不作为甚至失职之嫌。

　　目前，广州市已经开展1，2-二氯乙烷急性职业中毒防范和隐患排查专项整治行动，白云区已责令近千家无证照企业停产停业，荔湾区也将关闭600多家无牌无证鞋加工小作坊。下一步，各区县还将在箱包加工、玩具制造、皮革加工、制鞋等行业企业中，开展生产、使用高毒物品企业职业危害专项治理工作。

　　《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到的专家学者认为，近年来群发性职业病事件时有发生，各地各部门事后均有开展“地毯式搜查”等运动式职业病危害整治行动，但往往收效一时，要遏制职业病高发态势，亟须构建职业卫生和职业病防治长效机制。

　　广州市安全监管局在回应媒体时也表示，农民工成为接触职业危害的主要群体，“多年积累潜在的职业危害问题正在逐渐暴露，2011年来职业病开始呈现高发趋势，群体性职业病事件也时有发生”。

　　中山大学法学院劳动法学者黄巧燕说，按照安全生产规范，存在生产性毒物的生产企业中，有毒与无毒作业应该进行隔离，生产场所要具备通风条件，劳动者也需配备口罩、防护服等基本防护用品。这次胶水中毒事件凸显了企业经营者和劳动者在职业病防治知识上的缺失。。

　　记者了解到，目前广州正在全市开展流动展览、播放公益广告等职业卫生宣传教育活动，《广州市2012年职业健康监管工作指导意见》也已于日前印发。根据《意见》，5月30日前，广州要基本完成全市工矿商贸企业职业危害申报备案管理工作；经过职业危害专项治理，重点行业企业作业环境要明显改善，粉尘和高毒物质浓度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要求，噪声和高温等职业危害要得到有效控制。

　　广州市安全监管局副局长方少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部分地区职业病监管机构不健全、基层监管力量薄弱、部门间工作衔接不够、监管覆盖率较低，确实是目前职业病防治工作面临的基本问题。

　　方少华说，基层监督职业病监管职能2010年才从卫生部门划交安监部门，2011年广州市政府部门机构调整后才正式确立编制，相关职能如职业病生产环境现场监测等还没有理顺，同时市局承担职业安全健康监督管理职责的才4个人员编制，而全市不包括“三无”企业在内接触各类职业危害因素劳动者就超过100万人。

　　此外，现行的一些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也还不够完善，黄巧燕说，如广东省目前规定职工在离开职业病发生单位两年内被诊断、鉴定为患职业病的可以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但尘肺病等职业病潜伏期往往有几年甚至十几年，等到劳动者发病时已无法获得工伤待遇。

　　“安监部门去年底接到胶水中毒病例报告时，就已发生死亡病例，二氯乙烷中毒初期病症和感冒、发烧相似，患者往往不会直接到专业职业病防治医院治疗，错过了救疗黄金时间。”广州市安全监管局职业安全健康监督管理处处长王英德说。

　　“工作环境如何，取决于用人单位，也需要加强基层监控力量。”方少华说，广州将着手构建全市重点职业病危害常态化监测哨点网络，在全市200家企业共建设5个哨点和1000个监测点，重点监测1万名接害工人的职业健康状况，同时建立和完善全市各级职业健康监督和职业病防治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各级安全监管部门将联合卫生、人社、工会及工商等部门组成联合执法检查组，开展职业健康经常性执法检查。

　　广州珠江工友服务中心总干事景祥认为，相对数量庞大的生产企业，政府部门监管力量无法做到有效覆盖，可以借鉴先进国家经验，引导公益组织等第三方力量参与职业卫生和职业病防治体系。

　　“德国依靠行业协会防治职业病的经验值得我国借鉴。”2011年曾赴德国考察的方少华告诉记者，德国法律规定，每个企业必须参加非营利机构性质的行业协会并向协会缴纳职业病防治基金，由协会起草该行业职业病防治实施细则，通过国会批准后即成为法规，同时还根据每年行业职业病发生情况调整保险收取比例。

　　记者了解到，目前深圳、广州等地工会已开始或准备购买公益组织服务，建立职业病知识教育、法律咨询等服务点。“在试点成功的基础上，这种模式可以而且应该在更大范围内推广。”黄巧燕对此表示说，“但是在目前的国情下，和德国一样将如此多的职能交予公益组织并不可行，而且必须明确的是，监管部门下放的是职能而不是责任，否则极易成为出事后基层监管部门推诿责任的借口。”

　　“法律法规的出台总是滞后的。”方少华说，上世纪80年代广东就发现有正己烷及三氯乙烯职业中毒案例，但相关国家标准直到2002年和2007年才制定，该种类职业病病人才有了明确诊断的依据，“现在新的产业不断出现，又可能潜伏着新的职业病危害，这需要对职业病行防治思路和行政监管力量格局进行不断调整适应”。

来源：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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