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清华尘肺病调研小组的报告显示,企业违反职业病防治法的成本超低,而且不需承担法律责任。即将三审的职业病防治法修订草案面对此挑战,仍缺失诸多刚性制度。
身患尘肺病的王贞云虽然官司赢了,但至今仍未拿到赔偿款。王贞云是两年前惊动全国的“深圳尘肺事件”的一位当事人140多名湖南籍农民工长期在深圳从事风钻及爆破工作,吸入大量粉尘而染上了尘肺病。
“部分选择走法律程序的工人历经两年官司仍然没有拿到一分钱的赔偿。”北大清华尘肺病调研小组12月4日发布的“关于深圳市风钻工工作状况的调查报告”指出。工地上,劳动合同、社会保险、劳动保护等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改善。
12月26日至31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三审职业病防治法修订草案,但由于诸多制度的缺失,预计也难以彻底解决王贞云们遭遇的职业病难题。
“他们就是在拖时间”
“我的身体已经这样了,在深圳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回老家等着……”12月9日,王贞云在电话中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他已经回到湖南省桑植县老家。略显激动的王贞云语速快、嗓门高。
王贞云自1993年起在深圳做风钻、爆破工作,2004年考取了爆破证,辗转无数工地后,在深圳市洪坤爆破公司旗下的包工头手下干活。
2008年,王贞云感觉身体不舒服,到广州市职业病防治医院检查,诊断结果是“疑尘肺”。
有这样经历的打工者并非王贞云一个人。
2009年,有媒体报道了湖南籍在深圳打工的风钻工人罹患尘肺病的事情,后经统计,共有140多名。
同年,一群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调研人员到达深圳市,在多家工地上开展了大量的调研,随后连续发布了两份尘肺病调研报告。
染上了尘肺病的农民工,由于没有和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注定他们的维权之路艰难。
徐新生、徐瑞宝、熊孟文、王贞国、王贞岩等人在2009年“深圳尘肺事件”之后走上了法律程序。随后提起诉讼的还有王贞云。
“从2009年8月25日到现在,案子都折腾两年多了呀,我……我不知道该怎么说。”王贞云连珠炮似的声音到最后渐渐低沉下去。
王贞云案件的代理人、深圳市法律援助中心专职律师卢丁告诉法治周末记者,王贞云提请工伤认定后得到深圳市劳动保障部门的确认,提请劳动仲裁也得到支持。但用人单位坚决不认可。
王贞云接着提起诉讼,要求单位对自己进行工伤赔偿。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后,由深圳市罗湖区法院进行审理,首先确认王贞云是否构成工伤,然后是工伤的赔偿。
对于确认工伤之诉,一审法院支持了王贞云,用人单位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终审仍支持了王贞云。用人单位坚持不服,向广东省高院提出申诉,申请再审。
“广东省高院启动了再审程序,我们现在就是等再审结果。”卢丁说。
两年的时间,第一个诉讼环节还没结束,是否慢了点?
卢丁无奈地说:“我对法院的审理程序没有异议,这是用人单位造成的。他们就是在拖时间,这是不近人情、不近法理、非常不人道的!”
对于工伤认定的结果,对方在劳动仲裁、一审结束时都没有提出异议,结果二审宣判了,他们却对工伤认定提出申诉,要求再审。“这不是想拖时间是干什么?”卢丁回忆起庭审的情形,仍有点激动。
法律被现实“打折”
而尘肺病人怕的就是“拖”。
“我舅舅曹满云是2009年八九月间被诊断为一期尘肺,2010年10月恶化成了三期,现在家里已经负担不起他的治疗费用了。”曹满云只能靠呼吸机维持生命,他的外甥王小文对法治周末记者说,语气中充满无助。
绝大多数工人都遭遇过这难缠的“拖”字诀,有的人最后只好妥协。
徐新生,湖南人,2009年8月被深圳市职业病防治医院诊断为二期尘肺。3个月后,他被深圳市劳动保障部门认定为工伤。他所在的龙城爆破公司对此工伤认定不服,申请了行政复议。
2010年1月14日,行政复议机关的复议决定维持了工伤认定。龙城爆破公司仍不服,向深圳市福田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公司一审败诉后,又向深圳市中院提起上诉。
案件审理期间,2010年10月26日,龙城爆破公司看到工人病情严重,亟待赔偿进行治疗,便提出只给50%的赔偿,分三期付款。帮助徐新生的调研小组工作人员对此提出异议。
“龙城爆破公司的人指着我们的鼻子,说钱就是扔了都不会给我们的。”尘肺病调研小组人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陈玮向法治周末记者回忆道。
最终,徐新生和工友徐瑞宝同意了公司提出的赔偿方案。徐新生告诉法治周末记者,直到今年12月7日,两人才拿到了属于他们的赔偿款。
另一位提起诉讼的熊孟文决定不接受调解,等待法院的最终判决,但结果却遥遥无期。
徐新生最终拿到了赔偿,但他已经走过了两年多的漫长法律程序,开庭十余次,时间、精力、金钱投入无数,而这还是接受了调解的结果。
调研的主持者、北京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毅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她对这样的结果很无奈,职业病防治法管不了违法企业。“企业违法成本超低,甚至视人命如草芥,却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死亡“接力棒”
2011年七八月份,前述调研小组前往湖南,得知部分选择走法律程序的工人历经两年官司仍然没有拿到一分钱赔偿。
更为不幸的是,短短两年的时间里,已有数名工人在巨大的痛苦和遗憾中离开了人世。
在尘肺病已制造了这么多家庭悲剧之后,今年9月10日至10月18日期间,该调研小组再次走访了深圳市5个区的16个建筑工地,其中有5个工地当时正在进行风钻作业。
调研小组发现,令人遗憾的是,工地上,劳动合同、社会保险、劳动保护等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改善,工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依旧没有保障,尘肺致死的“接力棒”还在风钻工人之中传递着。
调查报告显示,20世纪90年代,湖南耒阳人垄断了风钻工这个看似高收入的行业,也在耒阳市导子乡制造了一个个“尘肺村”、“寡妇村”。后来,张家界的工人又成为了风钻工的主力军。
据湖南媒体消息,该省尘肺病患者基数庞大,2011年患病人数47542例,约占全国现患尘肺病人总数的十分之一,居全国第一位。
现在,深圳的风钻工大多来自湖北神农架、广西来宾,此外还有来自重庆、贵州、江西、四川的工人。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称之为“死亡的接力棒在传递”。
据统计,上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累计报告尘肺病例58万多人,相当于世界其他国家尘肺病人的总和。其中已经有14万多人死亡,现有患者44万多人。
在死亡的接力棒上,2002年通过的职业病防治法以及此前颁布的尘肺病防治条例早已不适合当下,职业病维权道路上的取证难、鉴定难、索赔难成为难以逾越的门槛。
政府基本不处罚违法企业
前述调查报告显示,在实地走访的16个工地中,一线建筑工人劳动合同的签订率为零,所有风钻工人没有任何社会保险。
“基本上与2009年没有什么变化。”陈玮对法治周末记者说,依然没有劳动合同、依然没有防护措施、依然是粉尘飞扬的干式作业。
这也就意味着,一旦患尘肺病,工人将难以证明自己与企业的劳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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