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在煤矿干了二十多年的马义飞被确诊为一期尘肺病。由于不知这个病的危害，也不懂法，在矿主的连哄带骗下，马义飞拿了两万多元走人。大字不识几个的他隐隐感到有些不公，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眼下，和疾病一起折磨他的，还有家庭的日渐贫困，先前的两万元赔偿款已经所剩无几，后续治疗费用想都不敢想。而一旦断药，照马义飞自己的话来说，“就只有等死了！”
直到接受记者采访，马义飞才知道自己这个病是职业病，属于工伤范畴；如果比照工伤赔偿标准，他理应得到20万元左右的赔偿。
一波三折的案件——
谁为职业病买单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尘肺病患者都像马义飞那样迷茫。不久前，垫江县新民镇印南寺村60岁的胡世明就掀起了不小的浪头。胡世明先后在当地3家煤矿挖过两年煤，在被第三家煤矿辞退后不久，他感到胸闷、胸痛并咳嗽不止，被重庆市职业病防治医院查出是三期尘肺病。这意味着，胡世明的肺功能将很快就要衰竭了。
垫江县劳动部门认定胡世明为工伤，责成第三家煤矿负责赔付。第三家煤矿不服，申请行政复议。
垫江县政府调查后认为，第三家煤矿没有证据证明该病是由之前的用人单位造成，所以胡世明的职业病应由最后的用人单位承担责任。
得到律师帮助的胡世明将第三家煤矿告上了垫江县人民法院，索赔32万元各类医疗费和生活保障费等。法院判决赔偿21万元，由3家煤矿根据胡在该单位的工作时间来分摊。
胡世明不服上诉，案子被发回重审。由于考虑到后期治疗费用，胡世明的索赔标的增加到82万元，并把第二家煤矿和第三家煤矿同时列为被告。目前，重审已开庭，将于近期宣判。
“近些年，一些煤炭工人的维权意识有了觉醒。”《职业病防治法》的出炉，前后经过了长达15年的时间，从起草到征求意见再到颁布，任在鸣都参与过。“然而，在职业卫生保障和职业病赔偿方面，被煤矿糊弄的煤炭工人依然不乏其人，尤其是农民工！”任在鸣感叹，莫说马义飞，就连一些三期尘肺患者也只得到可怜巴巴的两三万元。
一个巨大的困扰———
潜伏几年后发病找谁
“好多年都没体检过了！”北碚区长道沟煤业有限公司的黄平，挖了20年煤，在市疾控中心拍了X片、检查了肺部功能，依然没有松口气，“结果要等两个月才出来。但愿我没有得病！”和他一起来的，还有该公司另外17名煤炭工人，他们之前都被查出疑似尘肺病。
今年，市政府对包括长道沟煤业有限公司在内的302家小煤矿实施关闭，各被关闭单位便组织员工进行离岗体检。
据专家推测，302家煤矿有矿工6万-8万人，其中，观察对象约为6000人，一期尘肺以上的约为3000人。
尘肺病是一个可防难治、易潜伏且会自然加重的疾病。“观察对象在5年的观察期内，超过30%会发展为一期尘肺病。同时，一期、二期患者中有部分会自然加重。”任在鸣慨叹，尘肺病的治疗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有的患者在多年后才发病。
他担心，302家煤矿关闭后，确诊患者倒好处理，而那些尚未确诊的矿工如果在数年后发病，又找谁解决医疗和生活保障问题？
任在鸣说，这段时间来检查职业病的矿工很多，双桥区8名被列为观察对象的矿工因为找不到工作，又回来找到他，希望马上给出“是”或“不是”的答案。“可是，医学上做不到这点，必须观察才能确诊！”
一个难破的迷局———
何时更重视职业病防治
从2003年起，我国职业病防治开始由卫生部门和安监部门共同监管。其中，安监部门负责作业场所的监管，卫生部门负责职业病人的诊断治疗、健康监护和监督执法。这种监管机制自诞生之日起就争议不断。重庆也是如此。
有专家指出，安监部门从事职业卫生监管时间不长，缺乏专业人员和设备，没有足够的技术力量来支撑自己的监管职能；而卫生部门一直从事职业病防治工作，尽管具备相关的技术和能力，但又不能在作业现场监督执法。
“职业卫生监管的缺失，应当为职业病负责！”日前，市职业病防治院原副院长艾克玲在《重庆市劳动者健康与企业的社会责任》论坛上表示，监督执法力度不够，对职业危害严重的企业惩处不力，造成了对职业危害源头和关键环节的失控。
3年前，卫生部门从煤矿领域的职业卫生监管退出，该项职能被划分到煤炭安全监察部门。
“尽管如此，仍然有企业在煤矿防尘设施运行、工人个人防护器具使用方面弄虚作假。”重庆煤炭安全监察局事故调查处处长经国藩坦承，检查发现，一些煤矿给工人使用劣质口罩，根本无法达到防尘效果。同时，小煤矿的健康体检率至今也没达到50%。
“患病过后再找工会维权，工会力量也显得单薄。”市总工会劳动保护部部长黄战风建议，有必要像抓安全生产一样，重视尘肺病的防治、重视职业卫生。
来源：重庆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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